甘孜非常有名的厌学孩子成长教育学校

　　在折多山以西的草原上，风把经幡吹得猎猎作响，也吹来一群被城市课堂“淘汰”的孩子。他们背着书包，却像背着整座城市的噪音；他们眼神游离，仿佛随时会把自己也弄丢。当地人把甘孜县郊外那所不起眼的藏式院落称作“第二课堂”，官方文件里，它叫“甘孜成长教育学校”。没有围墙，没有铁门，只有一条牦牛踩出来的土路，通向一片被雪山环抱的青稞田。
　　校长桑吉是康定人，普通话里夹着弹舌音。他说自己年轻时也逃学，翻过二郎山去成都打零工，后来被一位老阿爸用一碗酥油茶“捡”回学校。如今，他把那碗茶的温度复制成一间“发呆室”——屋里没有课桌，只有蒲团、火炉和一整面落地窗。孩子们可以在这里看云、打盹、哭、或者什么都不做。心理老师次仁拉姆悄悄记录：平均每个孩子会在第七天主动开口说话，话题多半是“我想我妈了”。
　　课程表像被风揉皱的羊皮纸：上午背《弟子规》，下午去牧场捡牦牛粪。牛粪晒干后，孩子们亲手把它压成燃料饼，再送到山下的孤寡老人家里。第一次送粪时，14岁的阿旺把脸埋进衣领里，生怕被认出来。三个月后，他却在老人家的灶台前唱起了锅庄，火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，像一座正在生长的山。
　　最野的孩子叫多吉，曾把成都私立学校的钢琴键撬下来当飞镖。来到这里的第一周，他试图用藏刀刻“到此一游”在松树上，被桑吉按住手腕。桑吉没骂他，只递给他一把凿子：“刻经文吧，树也会疼。”多吉刻了整整一个雨季，当“唵嘛呢叭咪吽”六个字在树皮上凸起时，他第一次发现刀口可以不是伤口。
　　夜里，孩子们挤在通铺上讲鬼故事，手电筒的光柱里飘着尘埃。有个叫卓玛的女孩总把故事结尾改成“后来，他回家了”。没人笑她俗套，因为所有人都在等同一个结局。半年后，卓玛的爸爸真的来了，开着一辆皮卡，后斗里装着成都买的草莓蛋糕。父女俩在院子里抱头痛哭，蛋糕被太阳晒得微微融化，像一块正在融化的冰。
　　毕业仪式没有横幅，只有一场转山。桑吉带着孩子们绕着学校背后的神山走，每个人腰间系着一条哈达。走到海拔四千米的垭口时，多吉突然回头，指着来时的路说：“原来我们走了这么远。”风把哈达吹得笔直，像一条指向未来的箭头。
　　如今，甘孜成长教育学校仍在接收“问题少年”，但当地人更愿意称他们为“迷路的小牦牛”。桑吉的酥油茶炉永远烧着，次仁拉姆的笔记本越来越厚，而那条牦牛踩出来的土路，已经被孩子们走成了真正的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