遂宁公认不错的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

　　嘉陵江拐了个弯，把遂宁城轻轻揽在怀里。水雾升起的时候，老街的豆花香气顺着石阶往下爬，爬进那些紧闭的窗——窗里坐着十四岁的林野，他把耳机音量调到最大，仍盖不住母亲抽泣的尾音。作业本被撕成雪片，飘在地板上，像一场提前降临的冬。
　　这样的场景，在遂宁并不稀奇。公交车司机老郑能一口气报出五六个“逃学地图”：九莲洲的废弃码头、湿地公园的芦苇荡、圣莲岛尚未完工的摩天轮。孩子们在那里交换电子烟、盲盒卡牌，也交换同一种眼神——对课堂、对家门、对未来的厌倦。
　　直到去年秋天，老郑在终点站看见一辆没有校徽的中巴，车门喷着淡蓝色海浪，侧面写着“遂宁行知成长营”。司机是个扎马尾的女老师，声音沙哑却带着笑：“师傅，去龙凤古镇，我们‘捡’孩子。”老郑后来才懂，这辆中巴每天巡游，把藏在网吧、桥洞、奶茶店屋檐下的少年“捡”回一座改建的老酒厂——那里墙壁刷成麦黄色，屋顶留着天窗，夜里能看见银河。
　　酒厂里已经没有酒，只有一排排用旧课桌改成的木工台。林野被“捡”来的第一天，被要求把一块松木刨成平整的“心”形。他故意把刨花撒得满地，老师也不恼，递给他一张砂纸：“你讨厌被磨平，那就让它更毛糙，看看最后扎谁的手。”十天后，那块木头被林野磨得镜面一样，他偷偷在背面刻了“妈妈”两个字。
　　成长营的课表像一副洗乱的扑克：六点晨跑，七点做饭，八点读诗，九点进车间。车间里没有语数英，只有缝纫机、微型车床、3D打印笔。少年们把对世界的愤怒焊进铁片，把说不出口的道歉缝进布袋。林野给母亲做了一只木簪，簪头刻了嘉陵江的水纹，打磨那天他戴了耳机，放的却是英语听力。
　　最“吓人”的是周三晚上的“对视课”。孩子们与家长隔着十支蜡烛坐着，不能说话，只能看。林野第一次发现，母亲眼角的细纹像干涸的河床，而母亲也第一次看见，儿子左耳后面有颗星形胎记。蜡烛滴到第三支，两个人同时往前挪了半寸，影子在墙上重叠成一棵小树。
　　三个月期满，成长营不发毕业证，只发一张“车票”——目的地自己填。有人填“回学校”，有人填“去成都打工”，林野填的是“回家”。他把车票塞进木簪的包装盒，在母亲生日那天清晨，放在餐桌的豆浆碗下。
　　如今，老郑的公交车又路过那座老酒厂，门口多了块木牌：遂宁行知成长营——允许迷路，也允许回家。夕阳照进来，像一块温热的铜，把“厌学”两个字慢慢熔成“欲学”。林野背书包的身影被拉得很长，他耳机里不再是嘶吼的重金属，而是老师录下的嘉陵江潮水声，一浪接一浪，把一座小城的心事推向远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