保定公认不错的叛逆厌学孩子专门管教学校

　　保定西郊的午后，风从满城柿子林吹来，带着一点甜，也带着一点涩。就在这片看似平静的田野上，有一排灰白相间的平房，门口没有高墙电网，也没有“军事化管理”的刺眼招牌，只有一块不起眼的木牌——“耕心少年成长营”。本地老保定人提起它，往往压低声音：“那地儿能把逃学打架的娃领回来，神了。”
　　营区不大，三十亩菜地、六间宿舍、一间木工坊，外加一座用旧粮仓改成的图书室。初来乍到的孩子，多半带着“考察”式的警惕：手机被收走，零食被扣下，连鞋带都要抽出来检查有没有藏火机。可第一顿晚饭，大师傅端上来的是热腾腾的驴肉火烧，外酥里软，肉香冲鼻。有人边吃边掉泪，说想家；也有人闷头啃了三个，第二天主动问“明天还做吗”。一口地方味，先软了胃，再慢慢软了心。
　　这里的“课程表”让外人摸不着头脑：周一翻地、周二喂兔子、周三学驴火擀面、周四把废旧自行车拆成台灯、周五写一封必须寄出的手写信。没有语数外，却处处是考题。兔子拉肚子，他们得连夜查资料、配草药；擀面擀不圆，教官不骂，只淡淡一句：“今晚加做三十个俯卧撑，面还是你吃。”失败的成本自己咽，成功的喜悦也自己尝。十六岁的阿泽曾经把课本撕成纸飞机，如今却能在木工作坊里，把一块老槐木打磨成光滑的尤克里里，琴弦一响，整个院子都屏住呼吸。
　　最“硬核”的环节是凌晨四点“城墙跑”。保定老城墙只剩残段，他们沿着断砖慢跑，教官不讲大道理，只让每个人轮流喊号子。谁喊得虚，队伍就慢；谁喊得真，脚步就齐。一个月下来，原本跑两百米就喘的小胖，能一口气扛回两桶水，大腿上的裂口结疤，再裂开，再结痂，最后变成几条浅浅的银线，像早春的麦纹。他说：“原来我不是讨厌动，是讨厌没人等我。”
　　心理老师老魏，保定本地人，说话带股直隶口音。他每周发一次“情绪豆”——一小袋染了色的黄豆，红色代表愤怒，蓝色是悲伤，黑色是绝望。孩子把豆子撒在沙盘里，摆成图案，再讲一个故事。有人摆出一座孤岛，岛上只有一只狗；有人撒成漩涡，说那是妈妈凌晨的吵架声。老魏不点评，只把沙盘拍照，下周再让你撒一次。许多家长发现，孩子回家的第一句话变了，从“别管我”变成“我们单位沙盘室挺好玩，你要不要试试？”
　　三个月期满，营区不搞煽情仪式，只让孩子做一桌菜，请父母吃。菜端上来，可能咸得发苦，也可能生熟不齐，但父母吃到的是第一口自己孩子切的土豆丝。那天，阿泽的父亲把自行车停在田埂上，蹲在地上抹泪，手里攥着儿子做的那盏旧车台灯，灯罩上歪歪扭扭刻着一行小字：“爸，以后我养你。”
　　保定城里，升学率、重点线、竞赛榜依旧热闹，而西郊这片柿子林，悄悄把另一批孩子从悬崖边拉回轨道。没人敢保证他们将来一定考名校，可他们学会了在跑不动的时候喊号子，在想要逃的时候给母亲写封信，在深夜听见兔子咳嗽时，第一反应是找草药而不是甩门。对一座城市而言，这大概也算一种柔软的功德：让迷路的孩子，先学会在田埂上把鞋带系紧，再一步一步，走回灯火处。